α-L-巖藻糖苷酶(α-L-Fucosidase, AFU)是一種溶酶體酸性水解酶，廣泛分布于人體各種組織及體液中，尤其以肝、腎組織中的含量最高。

　　目前血清AFU在臨床上一般被用于肝功能的常規檢測指標，對肝炎，肝硬化有一定的診斷價值。金宏慧^[4]發現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肝臟損害程度與AFU的活性有密切關系。顧春瑜等人^[5]通過研究發現肝硬化組患者血清AFU水平明顯高于慢性肝炎組和健康對照組，并認為AFU可作為診斷肝硬化的敏感指標。血清AFU在肝病診斷方面最重要的臨床價值是診斷肝細胞癌的靈敏性要比公認的肝癌腫瘤標志物甲胎蛋白(AFP)靈敏性高。法國學者Deugnier在1984年首次提出，發現肝細胞癌患者的血清中AFU的含量很高，其診斷肝細胞癌的靈敏性和特異性分別為75%和90%^[6]。之后又有研究者們發現在診斷肝細胞癌方面AFU靈敏性75.00%，高于AFP靈敏性67.39%，并且二者聯合檢測時可將原發性肝癌診斷的靈敏性提高到91.30%，準確率達91.04%，高于單獨檢測AFP和AFU，他們認為血清AFP與AFU同時檢測有較好的互補作用，可以顯著提高原發性肝癌的陽性檢出率，減少漏診，對原發性肝癌的早期篩查、診斷具有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3]。黃鑫剛等人猜測其主要機制是：在正常情況下，血清AFU含量始終穩定在一個低水平范圍內，可當肝細胞癌變時，AFU合成增多，且腫瘤細胞膜通透性增大，釋放入血的巖藻糖苷酶量增多，降解速度減慢，從而引起血清AFU濃度升高^[3]。沈劍平發現原發性肝癌和轉移性肝癌患者血清AFU水平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P<0.05)，其檢測陽性率分別為78.3%和21.6%^[7]。還有報道稱AFU在診斷小細胞肝癌(小于3m的腫瘤)上要比AFP靈敏，由于二者在研究中沒有相關性，AFU能夠更好地及早發現肝硬化的癌變。

　　血清AFU在非腫瘤疾病的臨床價值主要是用于對糖尿病病情的監測。糖尿病患者血清的AFU升高，糖尿病腎病可使AFU明顯升高。實驗研究證實AFU可作為診斷糖尿病腎病指標之一，同時也可以作為治療效果的判斷標準。還有研究報道AFU可作為監測2型糖尿病患者微循環障礙的輔助指標，為臨床醫師提供臨床依據，對防治糖尿病微血管病變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α-L-Fucosidase, AFU)是一種溶酶體酸性水解酶，廣泛分布于人體各種組織及體液中，尤其以肝、腎組織中的含量最高^[1、2、3]。

　　目前血清AFU在臨床上一般被用于肝功能的常規檢測指標，對肝炎，肝硬化有一定的診斷價值。金宏慧^[4]發現慢性乙肝病毒感染者的肝臟損害程度與AFU的活性有密切關系。顧春瑜等人^[5]通過研究發現肝硬化組患者血清AFU水平明顯高于慢性肝炎組和健康對照組，并認為AFU可作為診斷肝硬化的敏感指標。血清AFU在肝病診斷方面最重要的臨床價值是診斷肝細胞癌的靈敏性要比公認的肝癌腫瘤標志物甲胎蛋白(AFP)靈敏性高。法國學者Deugnier在1984年首次提出，發現肝細胞癌患者的血清中AFU的含量很高，其診斷肝細胞癌的靈敏性和特異性分別為75%和90%^[6]。之后又有研究者們發現在診斷肝細胞癌方面AFU靈敏性75.00%，高于AFP靈敏性67.39%，并且二者聯合檢測時可將原發性肝癌診斷的靈敏性提高到91.30%，準確率達91.04%，高于單獨檢測AFP和AFU，他們認為血清AFP與AFU同時檢測有較好的互補作用，可以顯著提高原發性肝癌的陽性檢出率，減少漏診，對原發性肝癌的早期篩查、診斷具有較高的臨床應用價值^[3]。黃鑫剛等人猜測其主要機制是：在正常情況下，血清AFU含量始終穩定在一個低水平范圍內，可當肝細胞癌變時，AFU合成增多，且腫瘤細胞膜通透性增大，釋放入血的巖藻糖苷酶量增多，降解速度減慢，從而引起血清AFU濃度升高^[3]。沈劍平發現原發性肝癌和轉移性肝癌患者血清AFU水平顯著高于健康對照組(P<0.05)，其檢測陽性率分別為78.3%和21.6%^[7]。還有報道稱AFU在診斷小細胞肝癌(小于3m的腫瘤)上要比AFP靈敏，由于二者在研究中沒有相關性，AFU能夠更好地及早發現肝硬化的癌變。

　　血清AFU在非腫瘤疾病的臨床價值主要是用于對糖尿病病情的監測。糖尿病患者血清的AFU升高，糖尿病腎病可使AFU明顯升高。實驗研究證實AFU可作為診斷糖尿病腎病指標之一，同時也可以作為治療效果的判斷標準。還有研究報道AFU可作為監測2型糖尿病患者微循環障礙的輔助指標，為臨床醫師提供臨床依據，對防治糖尿病微血管病變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